大狀執業前擬增過關試
大狀增案件減 公會新主席指問題嚴重 2007年1月22日
【明報專訊】回歸後，本地大律師的數目翻了一番，由500多人變成現在的近千人。然而，作為大律師主要收入來源，本港民事訴訟卻逐年減少，以高等法院的一般民事訴訟(High Court Action)為例，數目便由2000年的逾1萬宗，下降至2005年的2600多宗。新任大律師公會主席袁國強表示，行內僧多粥少問題嚴重，亦難以解決，只能盡量為業界開拓新服務。他亦坦承，會員質素參差不齊，大律師公會正研究要求新入行的大狀須通過新增考試，才能正式執業。
「可能很多人有個錯覺，以為法律界『好搵』，所以近年很多人入行，或者轉行(做律師)。」資深大律師袁國強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跟80年代比較，近年進身大律師行列的人數非常多，每年平均有近70人註冊，但流失率亦高(見表)，「相比我87年執業時，每年只有12、13人做大律師」。
法律生升 「差亦多」
袁表示，大律師人數升與法律系畢業生人數增加有關，「好叻仍然有，差亦多」。他表示，有法官及業內人士曾向公會投訴新進大律師水平不足，「有法官投訴，有些會員英文不太好」。除了英文，新人的其他表現如法律基礎、分析能力、實際處理案件的能力等，都是業界相當關心的問題，「曾經在法庭上遇過一個年輕大律師，在法官面前拿紙讀﹕the partitioner wants so many days……『so many days』應是放在括號裏面的，他要代入實際日數，但他卻照樣將括號內的讀了出來」。
袁國強﹕請不要叫作基準試
袁國強透露，公會執委會正研究仿效英國、澳洲新南威爾斯及南非，要求所有見習大狀須先通過考試，才能正式執業，「但請不要叫作『基準試』，以免其他人有不好的聯想」。袁國強雖不願稱考試為「基準試」，但英文表現亦會是其中一個評核項目。
「計劃中主要是評核實務性的東西，例如寫撰訟書、誓章，訟辯技巧等。」他說，相信法律學院及部分業界人士未必同意建議，但他解釋，目前大學的法律專業證書(PCLL)主要集中具體法律傳授，實際應用的環節不足，有需要加強考核。
大律師人數多，質素良莠不齊，是業界的「內在」問題，然而「外在」因素亦影響行業生計。根據司法機構提供數字，近年高院及區院的民事訴訟均持續減少(見圖)。區院的司法管轄權在2003年擴充，可以處理的訴訟金額由60萬元提高至100萬元，令高院的案件數目下降，但區院的訴訟數字又無上升。
袁國強表示，金融風暴後，不少人被追卡數及申請破產，2000至2003年的案件數目高企，可能與此有關，但實際上近年官司是少了，客戶「打官司小心」、「無生意，不單止是大律師的生計問題，對整個行業的發展都是一個大問題」。
研究發展調解服務增出路
袁解釋，大律師要不斷接案累積經驗，一定要打案才能提升質素，故大狀無案可打，長遠對公眾亦有影響。為協助會員解決生計問題，公會會跟司法機構、律政司共同研究發展調解服務，為在職會員提供培訓，協助他們開拓新服務形式。
明報記者 羅永聰
僧多案少 年輕大狀殘酷一叮 2007年1月22日
【明報專訊】大律師「僧多案少」，與近年年輕大狀數目升有關，而生意最受影響的，亦是這班經驗淺、競爭大的初生之犢。4個年資少於10年的大律師，有人慶幸能當上幸運兒，生意穩定；亦有人要面對殘酷現實，無案可辦每日流連圖書館；更有人無法應付經濟壓力，被迫轉行，放棄多年理想。
無案幾個月 流連圖書館
大律師A(曾受僱政府部門，約1年前私人執業)
「有時候去茶餐廳食早餐，坐久了，見到身邊只剩下不用上班的『師奶』。行出街，看見街上都是不用上班的人，就會問自己﹕我還是壯年，為何會弄成這樣？真係搞笑。」
大概1年前，A眼見政府工作難有前景，決定投身私人市場，但卻換來最難捱的8個月，「最差的時間，是一單(案)都無」，月尾的租金及秘書酬勞，就要靠積蓄。無案幾個月，A直言情緒很受影響，不願留在辦公室看其他大律師忙碌，寧願到高院或大學的圖書館流連，「會看法律書或者新判辭，但總不能所有時間都是法律，其餘時間就看歷史書、社會學書」。
到裁判法院做當值律師(Duty Lawyer)，半日酬勞有2700多元，是大律師較穩定的收入來源，但大律師人數太多，不少人又可「打尖」，年資淺的大律師分分鐘要等幾個月才有機會掙這筆公家錢，「我上次做Duty Lawyer是2006年4月，直至今個月才有第2次，足足等了9個月」。
不甘心轉當律師
好的時候月賺4、5萬，壞的時候完全無收入，又要負擔每個月近萬元的開支，A亦曾想過放棄志願，轉當律師，「但就是不甘心……我不是表現差的大律師，只是未有機會」。但他承認要發展有困難，打算觀察多3、4年，再決定是否轉行。
明報記者
月掙2800 轉任律師
前大律師B（實習1年3個月，執業9個月後，決定轉任律師） 2007年1月22日
【明報專訊】B開始執業時，香港正值SARS疫潮，律師與大律師都困難，那年，就要靠到裁判署做當值律師(Duty Lawyer)掙錢交租，卻往往要等3、4個月才能做一次，「最差的一個月，就只有一單Duty Lawyer的Half day Assignment(半日工作)，一宗私人案件都沒有，一個月只掙到那筆大概2800元的酬勞」。
B說，年輕大律師中，有人很成功，亦有人像他一樣經歷困難，不少人要到大學當兼職導師，或者做私人英文補習，幫補租金等開支。
「不能只談理想」
他說，當初決定離開大律師專業十分困難，「好實際，月尾要交租，你就不能只談理想」。他說，做大律師講求實戰經驗，但他「年資是增加了，但一直沒有實戰經驗，若再拖下去，問題只能會愈來愈嚴重」。最後，B決定轉行當受薪的律師。
官司報酬 拖3個月
大律師C（實習1年，執業4年） 2007年1月22日
【明報專訊】執業已4年的C，主要接辦民事案件，辦公室在中環歷山大廈，每月租金連秘書人工、購買法律書籍、期刊等要2.5萬。「無統計過自己掙幾多錢，總之交到租，自己夠用，有儲蓄，但相對於那些做City Firm(跨國律師行)的同學，一個月可以掙8、9萬，當然難以比較。」
「工作拉長來做」
他說，現在生意不俗，但過去都曾經歷無生意的日子，「我會將工作拉長來做……每有時間，我就在辦公室看書」。他又說，民事案有「遲找數」慣例，最長試過等足一年才收到報酬，「有工作不代表收到錢……平均都要拖3個月，我做一單案，要數日時間準備，上庭又花數日，卻收不到錢(律師費)，月尾要交租時，我是死不了的，但那些原本可以用來掙錢的時間，就用了來做收不到錢的工作」。
轉行做生意 賺「開心錢」
大律師D（實習1年，執業5年） 2007年1月22日
【明報專訊】3個月前，執業已5年的D與友人投資婚紗生意，「不能說大律師的工作沒前景、不吸引，但做生意真的很有吸引力，是Pull Factor(誘因)」。D直言，自己算幸運，出道時得到「師父」照顧，收入算穩定，眼見身邊不斷有人「無做」，無法為生，「他們真的無甚可做，但一定要留在Chambers(辦公室)，因為不上班就更加無事可做」。
D說，與其他大律師亦有討論，近年入行兼能捱得住的，不少都是有「家底」之人，「做兩三年就有能力租一間大房，很多人做幾年都未企得穩，要跟其他人分租一間大房，在客戶眼中，兩者分別可以好大」。
她說，決定投資婚紗生意並不是因為覺得大律師工作無前景，「但這一行(大律師)壓力很大，責任又好大，關乎其他人的自由，相反做生意就很有吸引力，賣婚紗亦算是賺『開心錢』」。
大狀增案件減 公會新主席指問題嚴重 2007年1月22日
【明報專訊】回歸後，本地大律師的數目翻了一番，由500多人變成現在的近千人。然而，作為大律師主要收入來源，本港民事訴訟卻逐年減少，以高等法院的一般民事訴訟(High Court Action)為例，數目便由2000年的逾1萬宗，下降至2005年的2600多宗。新任大律師公會主席袁國強表示，行內僧多粥少問題嚴重，亦難以解決，只能盡量為業界開拓新服務。他亦坦承，會員質素參差不齊，大律師公會正研究要求新入行的大狀須通過新增考試，才能正式執業。
「可能很多人有個錯覺，以為法律界『好搵』，所以近年很多人入行，或者轉行(做律師)。」資深大律師袁國強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跟80年代比較，近年進身大律師行列的人數非常多，每年平均有近70人註冊，但流失率亦高(見表)，「相比我87年執業時，每年只有12、13人做大律師」。
法律生升 「差亦多」
袁表示，大律師人數升與法律系畢業生人數增加有關，「好叻仍然有，差亦多」。他表示，有法官及業內人士曾向公會投訴新進大律師水平不足，「有法官投訴，有些會員英文不太好」。除了英文，新人的其他表現如法律基礎、分析能力、實際處理案件的能力等，都是業界相當關心的問題，「曾經在法庭上遇過一個年輕大律師，在法官面前拿紙讀﹕the partitioner wants so many days……『so many days』應是放在括號裏面的，他要代入實際日數，但他卻照樣將括號內的讀了出來」。
袁國強﹕請不要叫作基準試
袁國強透露，公會執委會正研究仿效英國、澳洲新南威爾斯及南非，要求所有見習大狀須先通過考試，才能正式執業，「但請不要叫作『基準試』，以免其他人有不好的聯想」。袁國強雖不願稱考試為「基準試」，但英文表現亦會是其中一個評核項目。
「計劃中主要是評核實務性的東西，例如寫撰訟書、誓章，訟辯技巧等。」他說，相信法律學院及部分業界人士未必同意建議，但他解釋，目前大學的法律專業證書(PCLL)主要集中具體法律傳授，實際應用的環節不足，有需要加強考核。
大律師人數多，質素良莠不齊，是業界的「內在」問題，然而「外在」因素亦影響行業生計。根據司法機構提供數字，近年高院及區院的民事訴訟均持續減少(見圖)。區院的司法管轄權在2003年擴充，可以處理的訴訟金額由60萬元提高至100萬元，令高院的案件數目下降，但區院的訴訟數字又無上升。
袁國強表示，金融風暴後，不少人被追卡數及申請破產，2000至2003年的案件數目高企，可能與此有關，但實際上近年官司是少了，客戶「打官司小心」、「無生意，不單止是大律師的生計問題，對整個行業的發展都是一個大問題」。
研究發展調解服務增出路
袁解釋，大律師要不斷接案累積經驗，一定要打案才能提升質素，故大狀無案可打，長遠對公眾亦有影響。為協助會員解決生計問題，公會會跟司法機構、律政司共同研究發展調解服務，為在職會員提供培訓，協助他們開拓新服務形式。
明報記者 羅永聰
僧多案少 年輕大狀殘酷一叮 2007年1月22日
【明報專訊】大律師「僧多案少」，與近年年輕大狀數目升有關，而生意最受影響的，亦是這班經驗淺、競爭大的初生之犢。4個年資少於10年的大律師，有人慶幸能當上幸運兒，生意穩定；亦有人要面對殘酷現實，無案可辦每日流連圖書館；更有人無法應付經濟壓力，被迫轉行，放棄多年理想。
無案幾個月 流連圖書館
大律師A(曾受僱政府部門，約1年前私人執業)
「有時候去茶餐廳食早餐，坐久了，見到身邊只剩下不用上班的『師奶』。行出街，看見街上都是不用上班的人，就會問自己﹕我還是壯年，為何會弄成這樣？真係搞笑。」
大概1年前，A眼見政府工作難有前景，決定投身私人市場，但卻換來最難捱的8個月，「最差的時間，是一單(案)都無」，月尾的租金及秘書酬勞，就要靠積蓄。無案幾個月，A直言情緒很受影響，不願留在辦公室看其他大律師忙碌，寧願到高院或大學的圖書館流連，「會看法律書或者新判辭，但總不能所有時間都是法律，其餘時間就看歷史書、社會學書」。
到裁判法院做當值律師(Duty Lawyer)，半日酬勞有2700多元，是大律師較穩定的收入來源，但大律師人數太多，不少人又可「打尖」，年資淺的大律師分分鐘要等幾個月才有機會掙這筆公家錢，「我上次做Duty Lawyer是2006年4月，直至今個月才有第2次，足足等了9個月」。
不甘心轉當律師
好的時候月賺4、5萬，壞的時候完全無收入，又要負擔每個月近萬元的開支，A亦曾想過放棄志願，轉當律師，「但就是不甘心……我不是表現差的大律師，只是未有機會」。但他承認要發展有困難，打算觀察多3、4年，再決定是否轉行。
明報記者
月掙2800 轉任律師
前大律師B（實習1年3個月，執業9個月後，決定轉任律師） 2007年1月22日
【明報專訊】B開始執業時，香港正值SARS疫潮，律師與大律師都困難，那年，就要靠到裁判署做當值律師(Duty Lawyer)掙錢交租，卻往往要等3、4個月才能做一次，「最差的一個月，就只有一單Duty Lawyer的Half day Assignment(半日工作)，一宗私人案件都沒有，一個月只掙到那筆大概2800元的酬勞」。
B說，年輕大律師中，有人很成功，亦有人像他一樣經歷困難，不少人要到大學當兼職導師，或者做私人英文補習，幫補租金等開支。
「不能只談理想」
他說，當初決定離開大律師專業十分困難，「好實際，月尾要交租，你就不能只談理想」。他說，做大律師講求實戰經驗，但他「年資是增加了，但一直沒有實戰經驗，若再拖下去，問題只能會愈來愈嚴重」。最後，B決定轉行當受薪的律師。
官司報酬 拖3個月
大律師C（實習1年，執業4年） 2007年1月22日
【明報專訊】執業已4年的C，主要接辦民事案件，辦公室在中環歷山大廈，每月租金連秘書人工、購買法律書籍、期刊等要2.5萬。「無統計過自己掙幾多錢，總之交到租，自己夠用，有儲蓄，但相對於那些做City Firm(跨國律師行)的同學，一個月可以掙8、9萬，當然難以比較。」
「工作拉長來做」
他說，現在生意不俗，但過去都曾經歷無生意的日子，「我會將工作拉長來做……每有時間，我就在辦公室看書」。他又說，民事案有「遲找數」慣例，最長試過等足一年才收到報酬，「有工作不代表收到錢……平均都要拖3個月，我做一單案，要數日時間準備，上庭又花數日，卻收不到錢(律師費)，月尾要交租時，我是死不了的，但那些原本可以用來掙錢的時間，就用了來做收不到錢的工作」。
轉行做生意 賺「開心錢」
大律師D（實習1年，執業5年） 2007年1月22日
【明報專訊】3個月前，執業已5年的D與友人投資婚紗生意，「不能說大律師的工作沒前景、不吸引，但做生意真的很有吸引力，是Pull Factor(誘因)」。D直言，自己算幸運，出道時得到「師父」照顧，收入算穩定，眼見身邊不斷有人「無做」，無法為生，「他們真的無甚可做，但一定要留在Chambers(辦公室)，因為不上班就更加無事可做」。
D說，與其他大律師亦有討論，近年入行兼能捱得住的，不少都是有「家底」之人，「做兩三年就有能力租一間大房，很多人做幾年都未企得穩，要跟其他人分租一間大房，在客戶眼中，兩者分別可以好大」。
她說，決定投資婚紗生意並不是因為覺得大律師工作無前景，「但這一行(大律師)壓力很大，責任又好大，關乎其他人的自由，相反做生意就很有吸引力，賣婚紗亦算是賺『開心錢』」。
大律師嘆僧多粥少 高院訴訟卻無人接 2007年1月22日
【明報專訊】回歸10年，執業大律師的人數從500多增至接近1000，但高等法院的民事訴訟卻從2000年的逾1萬宗，下降至2005年的2600多宗，大律師公會新任主席袁國強接受《明報》專訪時表示，行內僧多粥少的問題嚴重，會員質素亦參差不齊，公會正研究要求新入行的大狀考試，過關才准執業。
許多年輕大律師接不到官司，無法累積實戰經驗，甚至因收入過於微薄被迫轉行，這些都是事實，而且存在一段日子，主要成因是政府自90年代起大幅增加法律專業學位，以應付1997回歸可能引發的人才流失危機。後來香港平穩過渡，本地律師不但沒有大量流失，許多在80年代移民海外的律師也回流找機會，結果當然是供過於求，受僱於律師樓的事務律師和獨立出庭訟辯的大律師，都有人滿之患。
香港是自由社會，除了公務員有鐵飯碗保障，絕大多數的專業人士都要在激烈的競爭中掙扎向上，適者生存，在全球化趨勢下更是如此，法律畢業生供過於求本來不是問題，市場會自然調節。在美國和加拿大，有三成以上的法律畢業生是不當律師的，許多從商或從政，做記者的也不少，社會大眾並不認為是浪費。
然而，香港法律界弔詭之處在於，這邊廂大律師慨嘆僧多粥少、接官司難，那邊廂高等法院半數的民事案件卻沒有大律師代表出庭，與訟者抱怨律師費昂貴，情願赤膊上陣，成為法治之恥。司法機構為此成立了專責小組研究，建議簡化訴訟程序，公布訟費基準，藉此降低律師費用。為何高院訴訟會出現這種「有人無工做」，同時「有工無人做」的矛盾現象？
說穿了，這是一個青黃不接的問題，加上價格調整欠缺彈性所致。所謂青黃不接，是指資深的大律師數目不夠，年輕大律師雖多，都是近10年畢業的，能力和經驗未足以應付複雜的訴訟，市場上頂尖的大律師仍然是供不應求，收費居高不下，許多高院民事案當事人付不起錢請一流大狀，又不甘心請一個廉價卻沒有經驗，甚至英文也講得不好的初哥，最後索性自己出庭，其實相當「蝕底」，很容易因法律技術出錯而敗訴。
年輕大律師本來應該在裁判法院和區域法院累積經驗，有相當把握時才接高院官司，但事務律師在裁判法院和區域法院有出庭權，金融風暴後律師樓客人都想省錢，事務律師便減少轉介獨立大律師出庭，改為自己代客戶上庭，結果，年輕大律師更加接不到官司，實戰經驗不足，自然無法成為出色的辯護士，資深大律師不足的問題便永遠解決不了。
容許部分訴訟經驗豐富的事務律師有高院出庭權，短期而言可以紓緩資深大律師不足的問題，有助降低高院訟費和減少無律師代表個案，但這樣做要非常小心，稍一過火，就會摧 整個大律師行業，歷史告訴我們，獨立執業的大律師在維護人權法治上，比合伙商業經營的事務律師較勇敢堅定。
為了香港的法治得以健全發展，也為了年輕大律師的成長，我們應鼓勵取得高院出庭權的事務律師轉為獨立執業，承接各方委派，而非被少數財團包攬。這樣或許可以兼顧兩方的訴求，而年輕的法律畢業生也可以先在律師樓受聘，累積了訴訟經驗和人脈關係，才出來當獨立執業大律師，不用每天苦苦等待官司上門。
【明報專訊】回歸10年，執業大律師的人數從500多增至接近1000，但高等法院的民事訴訟卻從2000年的逾1萬宗，下降至2005年的2600多宗，大律師公會新任主席袁國強接受《明報》專訪時表示，行內僧多粥少的問題嚴重，會員質素亦參差不齊，公會正研究要求新入行的大狀考試，過關才准執業。
許多年輕大律師接不到官司，無法累積實戰經驗，甚至因收入過於微薄被迫轉行，這些都是事實，而且存在一段日子，主要成因是政府自90年代起大幅增加法律專業學位，以應付1997回歸可能引發的人才流失危機。後來香港平穩過渡，本地律師不但沒有大量流失，許多在80年代移民海外的律師也回流找機會，結果當然是供過於求，受僱於律師樓的事務律師和獨立出庭訟辯的大律師，都有人滿之患。
香港是自由社會，除了公務員有鐵飯碗保障，絕大多數的專業人士都要在激烈的競爭中掙扎向上，適者生存，在全球化趨勢下更是如此，法律畢業生供過於求本來不是問題，市場會自然調節。在美國和加拿大，有三成以上的法律畢業生是不當律師的，許多從商或從政，做記者的也不少，社會大眾並不認為是浪費。
然而，香港法律界弔詭之處在於，這邊廂大律師慨嘆僧多粥少、接官司難，那邊廂高等法院半數的民事案件卻沒有大律師代表出庭，與訟者抱怨律師費昂貴，情願赤膊上陣，成為法治之恥。司法機構為此成立了專責小組研究，建議簡化訴訟程序，公布訟費基準，藉此降低律師費用。為何高院訴訟會出現這種「有人無工做」，同時「有工無人做」的矛盾現象？
說穿了，這是一個青黃不接的問題，加上價格調整欠缺彈性所致。所謂青黃不接，是指資深的大律師數目不夠，年輕大律師雖多，都是近10年畢業的，能力和經驗未足以應付複雜的訴訟，市場上頂尖的大律師仍然是供不應求，收費居高不下，許多高院民事案當事人付不起錢請一流大狀，又不甘心請一個廉價卻沒有經驗，甚至英文也講得不好的初哥，最後索性自己出庭，其實相當「蝕底」，很容易因法律技術出錯而敗訴。
年輕大律師本來應該在裁判法院和區域法院累積經驗，有相當把握時才接高院官司，但事務律師在裁判法院和區域法院有出庭權，金融風暴後律師樓客人都想省錢，事務律師便減少轉介獨立大律師出庭，改為自己代客戶上庭，結果，年輕大律師更加接不到官司，實戰經驗不足，自然無法成為出色的辯護士，資深大律師不足的問題便永遠解決不了。
容許部分訴訟經驗豐富的事務律師有高院出庭權，短期而言可以紓緩資深大律師不足的問題，有助降低高院訟費和減少無律師代表個案，但這樣做要非常小心，稍一過火，就會摧 整個大律師行業，歷史告訴我們，獨立執業的大律師在維護人權法治上，比合伙商業經營的事務律師較勇敢堅定。
為了香港的法治得以健全發展，也為了年輕大律師的成長，我們應鼓勵取得高院出庭權的事務律師轉為獨立執業，承接各方委派，而非被少數財團包攬。這樣或許可以兼顧兩方的訴求，而年輕的法律畢業生也可以先在律師樓受聘，累積了訴訟經驗和人脈關係，才出來當獨立執業大律師，不用每天苦苦等待官司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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