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9日星期二

官人七條

諸葛亮的識人「七條」是可以借鑑的:「一曰:間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勇之以辭辯而觀其變;三曰: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以事而觀其信。」 

1     論諸葛亮的為官之道
   
諸葛亮自27歲出山輔佐劉備,南征北伐,直到64歲病死在戰場上,可說是一生中一半為民,一半為官。而在他的27年宦海生涯中,在處理與己與人,與事與物,與國與家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成功的為官之道,做官的準則對諸葛亮的為官之道作一考察和審視,對於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特別是加強幹部的道德建設,會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今考察論列歸納如下:  

    一,正身養德、嚴於律已

    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1)《呂氏春秋》中也有「凡事之本,必先正其身」「冶其身而天下治」的思想。出身於「明經」世家的諸葛亮深受這一思想的影響。在他看來,「夫釋己教人,是謂逆政,正己教人,是謂順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後乃行其令。身不正則令不從,令不從燦生變亂」(2)在這裡諸葛亮把當官者的官德同社會的安定聯繫起來,認為「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也,(3)諸葛亮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時刻注意自身的政治形象,以榜樣的力量來影響群下,從不使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有特殊於同僚和群下的地方。北伐中,諸官子弟皆隨軍運糧於深谷高山之中,諸葛亮嗣子諸葛喬雖然年輕,也同諸官子弟一樣督兵奔忙在大軍之中,北伐時街亭失守,亮恨己用人不當,上表自請貶官三等,並號召群下勤攻己闕,並認為「勤攻吾之闕」者是「忠慮於國」者。這是何等的胸懷,這同那些心胸狹窄者,諱疚忌匡者,一貫正確論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躬自厚而薄責於人」(4)的為官之道,西晉張輔評論說:「已有功則讓於下,下有厥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諒則改,故聲烈振於遐午也」(5)。
     二、清正廉潔,崇儉戒奢
     清正廉潔,崇儉戒奢,是中國官員的傳統美德,更是諸葛亮的為政之道。諸葛亮在未出山從政之前,躬料子南陽,非自己的勞動養活自己,這種自食其力的生活經歷為他從政功立為宮之道有著重要的影響;他在《戒子書》中說:「靜以養身,劍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治遠」 。為了「治遠」而圖「靜」,為了「明志」而『淡泊」,把「靜」、「儉」作為修身養德的重要內容。這在視財如命,把享受看成是玄耀自己身份的封建社會裡不能不說是可貴的精神。
    對於諸葛亮的尚儉準則,筆者在1990年發表的《諸葛亮的家風》一文中曾有如下論述:「諸葛亮在蜀位極人臣,然為官清廉,不謀私利除國家規定應享用的奉祿外,不另治家產,別殮用民財,正如他自己對後主所說:「臣在外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三國志、諸葛亮傳》)據史書記載,諸葛亮死後確如所言。他一生就是這樣為官,無私而來,清自而去,北伐途中,死在任止,「遺命葬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瞼以時服」(《三國志、諸葛亮傳》)一國丞相,哪裡死哪埋,墳墓僅僅放下一個棺材。不僅沒有隨葬品,還鹼以時服,真是少見,……這種葬事節儉的做法,在盛行厚葬久喪的封建社會,是難能可貴的,難怪後人一提起諸葛氏,便立即想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諸葛亮自己節儉,其家人也不例外,據《北堂書抄》卷三十八載諸葛亮與李嚴書云:「吾受賜八十萬斛,今蓄財無餘妾無副服」。張謝評論說:「侯之妾無副服,其儉穗可師矣。「一國丞相的妾競沒有替換的衣服,如果不是瞭解諸葛亮一生和整個家族為宮清廉的人,是難以相信的,然而這卻是史書記載,一千多年央無人提出疑父。」(6) 《鹽鐵論.疾貪》中說:「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貪鄙在率在在下,教訓在政芊在民也」  這些言論正是說的為玫者的表率作用。諸葛亮官至相位,一身正氣。上正,下孰敢不正,上清正廉潔,下孰敢貪贓枉法?我們查考蜀國史料,找不到康東漢梁冀那樣的貪官污吏,見不著象酉晉王愷和石崇那樣的惡富,所有的是一批清正廉潔的官員:董和「躬串以儉,惡衣蔬食」,為官「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7)鄧芝「賞罰明斷」,「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家無餘時」,(8)姜維「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天余,佃室無妾媵之褒,後庭無聲樂之娛,衣食取供,輿馬取備印台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9)。費煒「雅性謙素,家元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10)翻開史書,能有如此官德政風的朝代實在少有,究共原因是請葛亮清正廉潔。崇儉戒奢的為官準則教育影響了滿朝文武,帶出了一大批清正廉潔的官,贏得了蜀漢人民的愛戴,受到後世的稱讚。
  
2     論諸葛亮的為官之道
   
    三、薦賢舉能,禮賢下士
    人才是國家的棟樑,社會的財富把有才者舉薦出來,為社會效力,不僅是人民的願望,更是當權者的職責。如果人才得不到正當的使用,或者根本不用必然造成社會不穩,國家不安。地處偏安一隅的諸葛亮更是認識到人才的重要性,他說:「治國之道勿在舉賢」,「故國之有輔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細,輔不可弱,柱細則害,輔弱則傾 ……夫柱以直為堅,輔以直為賢。直木出於幽林,直士出於眾下」。(11)他一方面要求官員柬柱子一樣直,以忠為賢,另方面舉賢時又不求全,堅決反對「為人擇官」 ,主張「為官擇人」。蔣琬是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劉備給了他個小職務,不能盡其所能,有情緒,面上的工作沒有做好,劉各幸他問罪,是諸葛亮慧眼識英雄,不僅救了他的命,而且給予重用,使之為國盡其才,成為蜀漢政權的中堅分子。
    一般說來,古今有才者,大多有自己的十性。只要領導者能禮賢下士,不求全責備,無不如湖水歸大海一樣投入統治者的懷抱。正如《呂氏春秋》所說:「雖驕之,而己愈禮之,士安得不歸」。杜徽是三國時期的名士,諸葛亮入蜀後,請他出來做官,他堅辭不就,是諸葛亮禮賢下士三番二次的敬請感動了他,遂被拜為諫議大夫。還有一位叫五梁的名士以「儒學節操稱」名於世,本不出仕,也是諸葛亮禮賢下士的作風感動了他,也被拜為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12)費辜在諸葛亮南征時還是一位小人物,因其「志慮忠純」,深得諸葛亮器重。諸葛亮南征歸來,百官在成都郊外數十里處迎接。為了表彰這位官雖小,但有才華的費,諸葛亮與之同車而歸,令文武百官無不刮目相視。諸葛亮這種禮賢大士的作風,深得有識之士的理解和擁護,無怪荊襄名士和益州文人,大都來到他的周圍,為他出謀劃策。
  四、民主議政,集思廣益。
  諸葛亮一生做事謹慎,從不武斷,善於聽取群下意見。他認為,為政者必須有參謀人員幫助策劃.否則如人夜行,無所措手足。他說:「夫人君拒諫,忠臣不敢盡其謀,而邪臣專行其政,此為國之害也」(13)他雖然讀書「獨觀其大略」,然而對歷史上為政名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教訓都牢記在心。在《前出師表》中對劉禪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識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他在著名的《與群下教》中說:「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連覆,曠閥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路面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暑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慇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可見他在處理軍國大事時十分注意聽取群下的意見  ,這近乎於我們今天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集思廣益」這個詞,在歷史上正是諸葛亮首次提出並使用。這在封建社會的官員中是少有的。   
     諸葛亮認為,「為政之遭務於多聞,是以聽察,採納眾下之官,謀及署士,則為物當其目,眾音佐其耳」,「人君以多見為智,多聞為神…… 怨聲不聞,則枉者不得伸,進善不納,則忠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奸」 (14)『諸葛亮枝後人視為智慧的化身,以至於』』狀諸葛之智而近妖」  (15),可見是宣傳者忽視了諸葛亮的智慧來源於「多聞」  「多見」的調查研究之中。諸葛亮之所以在工作中很少失誤,在於他遇事廣泛徵求別人的意見。南徵取得如此輝煌的勝利,就是他善於聽取和採納別人意見的例證。還是清人張學山對此評之中肯:「武侯天下才也,非一己之才勝天下,乃合天下之才成一己也」、(16)
    五、用心平,勸戒明,教之一德,嚴之以刑。
    袁准說:諸葛亮「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君臣百姓之心欣戴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17)諸葛亮深知歷史上哪些有治世之名的文臣武將,無不身先士卒, 以德服人,以刑為約,賞罰分明。他位及人臣,仍能以身作則,不為功名所誘,不為刮祿所累,仍守「不求聞達」的初衷,當李眼勸他「宜受九錫,進爵稱王」時,他不僅不受,還為了剖白自己的心跡,寫了《答李嚴書》一文,證明自己之所以「鞠躬盡瘁」是為了「興復漢室,帝還舊都」非為私利。(18)
 

3     論諸葛亮的為官之道
   
    諸葛亮熟讀經書,深知凡治國者純德治,不能使社會秩序井然,純用刑不教而謂之虐;只有儒法合一先禮後兵,教之以德,嚴之以刑,才能「上下有節」左右有序。並明確指出。「明君治其綱紀,政治當有先後,先理綱,後理紀,先理令,後理罰,先理身,後理人。是以理綱則紀張,理令則罰行。」(19) 入蜀後,他親自主持制定了《蜀科》,又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以訓厲臣子」。規章健全,制度完備,使吏民有章可循,民如廉恥,吏知榮辱, 以防止不教之殺的虐政出現。執法嚴辦事公平, 是其為官的重要原則  他說「吾心年如種,不能為人作輕重」。盡忠益時省,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20)李平與諸葛亮同受先帝之托輔後主, 固假傳君命,耍權術,摘陰謀,誤了國家大事,諸葛亮上表把他削宕為民。馬謾與諸葛亮親如兄弟,「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21)。在北伐中,馬謾違背諸葛亮的佈署,畏亂逃跑,致使街亭失守,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諸葛亮罰不避親,將馬謾「下獄物故」。而對同時參戰,忠實執行軍命的王平進位封侯加官。街亭失守,諸葛亮也深感自己『明不知人,恤事多暗」上表請求『自貶三等,以督厥咎』。 (22)在失敗面前.對於功過是非,分理清明,敢於主動承提領導責任,其用心之平,雄人能說個不於。正是既注重思想教化,又嚴之以刑罰,」才使整個蜀漢社會「人懷自厲,道不拾遣,強不侵弱;風化肅然」。{23)正如陳壽評論的」「撫百姓,示儀軌,約百官,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戳;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  (24)
    六.通權這變;因時制宜。
   「通權達交,四時制宜」的原則貫穿請葛亮為官的始終。如公元214年,劉備奪取益州之後,為了打擊巴蜀的豪強勢力,諸葛亮厲行法制,刑罰竣怠,引起朝野人士的不同議論。其中法正就持不同意見,並舉高祖劉邦入咸陽「約法三章」的事例來勸諸葛亮緩刑馳禁。公元216年,渚葛亮寫了《答法正書》一文,向法正指出;劉邦入咸陽「約法三章」,「緩刑馳禁」是因為「奏以無道,苛政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干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現在的情況與劉邦之時大不相同:「自焉以來……」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淅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 (25>因此,必顱威之以刑,才能使『上下有節」;這充分體現了諸葛亮善通權達交,因時制宜,不因循守舊的辯證原則。再如諸葛殼對南中少數民族地區改採取的方略,更值的後人倣傚-南中少數民族,不滿干漢人統治多次謀反。西漢時期的統治者對此多用鎮壓手段處理有時一次就殺掉幾萬人。由於奉行大漢族主義,南中少數民族始終不服,劉備病逝的消息傳到甫中,其少數民族的上層分子再度反叛。諸葛亮一反過去統治者的鎮壓措施,實行他早年在隆中向劉各提出的「和撫」政策,對南中先禮後兵,以禮為主。先讓李嚴「書曉喻」閨,但雍閨不知好歹,田謀反叛到底,諸葛亮不得不進軍南中。雖然威之以兵,但仍用』攻心為上」的戰略,僅用四個月就平息了南中叛亂。南中平息後他沒有像往昔那樣留漢人當官,而是「皆印其渠率而用之」。對那些有一定影響的人物,只要他能擁護中央政權,就留做地官員:有的還調到中央任職。對此有的人不理解,建議還是用雙人統治為好,諸葛亮根據實際情況,分析留漢人的不利因素時說: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葡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度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 (26)諸葛亮權衡利弊,採用了讓少數民族自己管理自己這一上策,達到了『夷漢粗安」的目的,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公元229年,孫權稱帝,其群下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明正義,絕其盟好.諸葛亮作《絕盟好議》一文,反對與吳絕交,說明為使蜀「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魏肪東吳的軍隊》不得盡西,」必須維護與東吳的盟友關係,並派陳震前往祝賀。這都體現了缶葛亮遭權達變不墨守成規的辯證方法論原則。
   
4     論諸葛亮的為官之道
   
    七、為官—任、利民—方
    為官一任,利民一方,始終是諸葛亮力官的原則。從大的方面說其宗旨是為了「興復漢室,帝還舊都」,但考察和審視諸葛亮的一生,見他所到之處總是留下人們難以忘懷的痕跡。以至於諸葛亮先後,其子諸葛瞻在朝為官,「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星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日:侯之所為也』」。  (27)
    諸葛亮從阻都到預章,又至襄陽,對各地生產技術,生活習俗,百姓疾苦,多有體察,從從軍到為政其閱厲之豐富,是一般人所不及的。從政之後,為發展蜀國經濟,積叔推行勸農政策,並興修水利,注重農田灌溉。椐《一統志》載在金齒指揮使司城南15里處,有大諸葛堰和小諸葛堰,皆有灌溉之利:另據孫嘉淦《南遊記》載:灕江初分,屈曲山間,史祿別鑿一渠以通舟、諸葛亮在此基礎上又續修水利設施,以灌農田,渠上有武侯祠。諸葛亮還在南中推行以農為主的開發政策,命令各郡太守,組織屯田,把北方的生產技術帶到南中去。楊慎在《滇權載記》中說「諸夷慕侯(指亮)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餘發展農業外還在南中修橋鋪路,開發礦山,以繁榮南中經濟。西南邊陲至今有的菜稱為諸葛菜,樹稱之諸葛木,或許是諸葛亮從中原引進的品種以發展當地經濟。諸葛亮在南中時還在尊重當地習俗的基礎上作一些能使當地人接受的改革。據高承《雲南記》載:南中風俗,兵每出征,必先殺人祭神,以求神陰兵以助之。而諸葛亮「雜用羊豕肉,而包之以面,像人頭以祀,神亦享焉,而為出兵,後人由此為饅頭」。細查史書,諸葛亮為西南邊陲的文明發展做出了大量貢獻。中國歷史上的大小官吏,可說是多於牛毛,而為相者也成千上萬,而能像諸葛亮僅在27車的政治生涯中為後人留下如此之多的文化財富者,卻是空前絕後的。難怪關於諸葛亮的美好故事在他生前死後總是不分民族,不分國界,不分時限地被人們傳頂著,究其原因,無不與諸葛亮—生的為官之道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自古至今,人生在世,總不超使自己成為眾矢之的,為政者更不希望自己給人留下罵名。然而往往有些人不注重自己的為官之道,忽視了官德修養。甚至為了追名逐利,而貪贓枉法,為求「聞達」而不擇手段。特別是今天在改革開放中,受西方價值觀的影響,見利忘義,守不住原則,管不了自己,置國家,集體,人民於不顧,以身試法,成為人民的罪人。
    我們研究諸葛亮,目的是為今天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決不能僅咬文嚼字,無病伸吟,更不能全盤繼承。而應該找其有用者加以弘揚。諸葛亮為官之道的七條原則,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唐代宰相裴度對此評論說:「法加於人也,雖死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葉而見思……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28)。我們今天提倡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注重人們的道德教化,特別是官德建設,而諸葛亮的為官之道,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對於我們反腐倡廉,或許有些借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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